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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把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和增强资产公司实力相结合，并相应提升与开放程度相匹配的科学决策能力。在平衡好不良资产行业整体稳定和开放的前提下，按照循序渐进的开放原则，对外资的开放制定合理的界限和比例，培育资产公司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在简单的“引资”需求外，更加注重获取国际先进的不良资产经营技术和经验，促使资产公司提升管理水平，加快改进经营效率和培养专业人才；资产公司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不仅体现在“引进来”，更需在服务实体经济和服从国家战略的引领下“走出去”，积极参与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倡议等重大机遇，结合自身业务特点重点布局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但是，扩大不良资产行业的对外开放也是一把“双刃剑”，开放程度的提高更需资产公司坚持稳健发展、合规管理，具备与开放程度相对应的科学决策能力。

1977年，钱颖一和全国570万考生一起走进了恢复高考第一年的考场，成为当年考入清华大学的818名学生之一。毕业后，他留学美国，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任教于美国的多所著名大学。同样有着海外留学背景的钱颖一、白重恩两人是“亲师兄弟”，都曾跟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经济系讲席教授埃里克·马斯金完成了博士生阶段的学习。

同时，通过战略合作、产业并购，整合资产优良、规模适中、具有发展前景的白酒企业，也已经列入了牛栏山2018年的经营计划中。“通过并购确实能对牛栏山的全国化布局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企业并购也需要做好业务的协调，尤其做到并购品牌与自身市场的相结合。”晋育锋说。

逆差收窄。从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后的5、6月份看，银行结售汇月均逆差66亿美元，比2018年下半年月均逆差下降44%。“说明供求状况相对良好，月度波动主要受市场主体逢高结汇和逢低购汇影响，体现了市场预期的总体稳定以及价格的市场化调节作用。”王春英说。

把握金融双向开放机遇是资产管理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外部压力和内部开放动力作用下，2017年以来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进程呈加快和扩大态势，尤其是保险、证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资产公司”）等非银金融机构的对外开放明显加速。2003年原银监会颁布的《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规定，中资银行和资产公司外资单一持股不得超过20%、合计持股不超过25%。资产公司对外资开放政策可追溯到2018年4月11日，11项金融开放措施第一项就提出，取消银行和资产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内外资一视同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博鳌亚洲论坛宣布，在2019年年底以前，推出对商业银行新发起设立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理财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不设上限的措施。

一是外资的纯商业化属性，不利于资产公司作为国有金融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大型资产公司始终将公益性目标和商业性目标相统一，充分发挥化解金融风险和优化资源配置的独特功能，并以国家战略为指引，切实服务实体经济。而外资通常以收益最大化为目标，且国外不良资产投资机构通常以基金的方式，追求超额投资收益。因此，面对资本的逐利性，大型资产公司长期将较难兼顾自身社会功能的发挥。另外，大型资产公司深耕不良资产领域多年，对不良资产行业整体影响较大，部分业务甚至涉及国有银行信息安全。因此，如何保证不良资产行业金融安全及国家信息安全，是对外资开放大型资产公司带来的挑战和问题之一。